lre 这种对话除了是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认知进行相互交流以外，同时也是对某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相互竞争，对话语主权的相互抢夺，而这种竞争和抢夺往往被外交辞令所掩盖。
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阳明心学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克服了朱子学的一些弱点，同时也有自身的弱点，也需要朱子学的补充。
中江藤树之后，出现了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等心学大师。阳明心学告诉我们，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就包含有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告诉了我们一条道德人格的上升通道，彰显了人性本来的光辉，强调人性的光辉不仅要照亮我们自身，甚至还要照亮他人。
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心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钱穆就写道：儒家的国家或政府不是代表一个权力，而只是一个机构，来执行一种任务，积极发扬人类理想的文化与道德的。
相应地，義也引申为德之宜（道德的准则）、事之宜（立身处事的依据）、天理之所宜（顺乎天道自然的法则）之意。西欧主爱，这是重壮年之教。而个人之本来面目，则全已失去，渺不复存。事实上，儒家注重修己治人，并强调治人之本在修己，修己最终达于治人，从而实现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例如，斯坦福大学曾设计过一个《教授退休金投资方案》，但参与的人很少，因而校方就邀请一些经济学家来重新设计一套方案。所以，《诗》曰：文王在天，克配上帝（《诗经.大雅.文王》）。
这可以从儒家经典中看出：故君子不耻不修，不耻于污。小孩在家庭便教他孝道，那何尝是主张父权呢？满到年龄成丁，你才能独立算个人，……西方人不同，西方人从小就要教他独立，婴孩晚上就独自睡一间房，晚上父母到房间，把电灯一关跑了。[29] 总之，我们应该以更广的视野来看待自由与权利，而不能为流行观点和传统智慧所左右。另一方面，要真正理解儒家的自由观，根本上还涉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涉及儒家社会的组织和社会治理机制，涉及儒家倡导的修己治人观。
与此相反，尽管西方社会强调个人的独立，但它的主张更突显为个体自力更生，从而反而缺少了人文关怀，尤其是缺少对弱势者的人文关怀。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尽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21] 成中英：《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正是通过他们的引导，社会大众的心智和理性才不断提高，从而得以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而道德是依靠上帝的权威是个人自觉地遵守它发出的绝对道德律令，道德所约束的是内在自由。同时，西方社会个体主义衍生出的人之间的独立、冷漠而不互信，个体行为仅仅为抽象的上帝负责，遵从上帝颁布的抽象律令。
相应地，儒家对上位者的要求也越高，这就是儒家社会的德治观。[27]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本序言。
[20]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事实上，任何社会的健康运行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外在的强制措施最终也需要内化为人的偏好才能真正发挥效率，因而尽其在我责任文化及其自律性自由也就是人类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石。与此同时，儒家社会又缺乏西方社会那种制衡力量和制度，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会努力最大化使用他所拥有的信息、地位以及资源等以谋取私利，这导致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结果，儒家社会中的功利之心比西方社会还要膨胀。同时，本章还表明，儒家的自律性自由根基于尽其在我的责任文化之中，从而将责任与自由联系起来，这显然不同于来自西方并根基于权利维度的流行自由观。费彻尔就区分了自由主义自由和民主主义自由，其中，自由主义自由以个体为自由主体，把自由视为个性能够在其中得到发展的活动空间，从而要求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尽可能地少介入每个个人的私人领域。三、儒家社会立体式的社会规范体系 西方社会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将自由视为人生来就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发展出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
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相应地，个体之间主要就不是义务关系，而是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又以平等个体为基础。与责任相连的自由则是自律性自由，它强调责任的尽其在我，源自个体的内心追求。
由此可知，儒家所注重的尽其在我责任文化及其派生出的自律性自由绝非只是停留在人生境界的意义上，而是内含了显著的政治性和社会性。[25] 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3页。
（2）根据权利与责任的相称原理，承担较大责任的一方往往也拥有更大的权利，如参与社会规范的制定、对他人的行为引导等，从而儒家社会的自由也呈现出某种不平等性。就儒家社会中羞愧耻感文化的蜕变而言，大致有这样两大原因。显然，正是对这种耻的关注，一般人往往是尽量做到表面的无违而不管礼的内涵和精神。实际上，英国前首相撒彻尔就指出，家庭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基石。
由此，儒家社会往往也被视为缺乏个人自由，儒家规范被视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制约。儒家社会注重个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基于圈层扩展的社会关系将己与群合为一体，从而发展了仁义礼智信的规范体系，它强调个体人之间的互信。
进而，正是基于这种自律性和层次性，尽其在我责任观也呈现出相当强的软约束性质。相反，自然世界中的个体具有平等的倾向，它们为个体的存在和发展而相互作用和竞争。
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由此，儒家特别强调公和私之别：私的领域实行仁的亲亲原则，公的领域则实行义的兼爱原则。
而周敦颐则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近思录》卷二.为学）。究其原因：（1）通过修身，人们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性，而且也就有利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升社会成员间的合作。[④]同时，在长期社会互动产生的实践理性也会引导社会个体自觉地遵守公共制度和社会规范，从而就有助于实现各种自由之间以及各种权利之间的共存。印度主慈，这是重老年之教。
相反，中国的信则是出自善的天性，因而信在内，是信自己、信已心，并扩而为人与人相交之信，因而信者与所信是和合为一的。相应地，流行的观点往往将软性的人治视为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失序、裙带关系以及贪污腐化的根源，而将硬性的法治视为西方社会有序、透明和公正的保障。
结果，儒家社会往往以一样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社会大众，不但因道德说教而礼法苛峻，并且还导致基本法制建设的忽视或落后。显然，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主动性和自律性，因而每个人的尽其在我责任之间就是高度相容的。
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关注的是自律性自由，是内在的心灵自由，这种自由涵义更符合亲社会性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实际上，儒家的社会规范建立在尽其在我责任观之上，它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和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相反，它有助于自律性自由的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克服权利至上的个人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困境。
